“老桧曾沾周雨露,断碑犹是汉文章。”曲阜既是孔子的故乡,也是传说中人文初祖皇帝的诞生地,曾是周代的鲁国,汉代的强藩。悠久的历史,灿烂的文化,给曲阜留下众多的珍贵文物,历代碑刻就多达五千余块,其中有西汉碑刻六块,东汉十八块,魏四块,数量为全国之冠。这些汉魏碑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汉字书法的最高水平,也是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。从宋代起就引起文人学者的极大重视,文学家欧阳修、金石学家赵明诚都曾亲临曲阜探访研究,并收入各自的著述。明清两代考据学盛行,金石大家更是纷至沓来,对曲阜古碑情有独钟。这些汉魏古碑原散落于曲阜各地,是历代有识之士相继收集存放于孔庙庭院之内的,新中国成立后,它们被列为国宝级文物。经上级文物部门批准,对原已成为废墟的孔府西仓进行修复,开辟为专门的汉魏碑刻陈列馆,改善了保管条件,便于参观研究。
馆内风光
漫步陈列馆内,从头至尾,细细品味,跳入眼帘的尽是百看不厌的名碑书法,真是菁华荟萃,令人感慨无限。
西汉刻石共六块,分别是北陛石、五凤刻石、祝其卿坟坛刻石、上谷府卿坟坛刻石、王陵塞石、安汉里画像石刻字。其中最古老者当属“北陛石”,刻有“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”,字体篆而兼隶,简质古朴。学者多认为“鲁六年”为鲁恭王六年即汉景中元元年(公元前一四九年)。此石为灵光殿阶石,一九四二年出土于曲阜城东周公庙东侧高地,这也是迄今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西汉刻石。“五凤刻石”是西汉的名碑,此石本为鲁孝王修宫室礼成之碣,所以又名“鲁孝王刻石”。在侧方坎中刻篆书三行“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”十三字。五凤二年是西汉宣帝五凤二年(公元前五六年)。该刻石是金明昌二年(一一九一年)重修孔庙时,匠人取石于南池偶得。
“祝其卿坟坛刻石”与“上谷府卿坟坛刻石”都是西汉居摄二年(公元七年)所刻,原在孔林内孔子墓前,字体粗豪,无修饰痕。清雍正十年(一七三二年)移入孔庙。“王陵塞石”一九七年出土于曲阜城南九龙山摩崖汉墓中,上刻“王陵塞广四尺”,由此可推断该墓当为西汉鲁王之墓。“安汉里画像石刻字”一九三七年出土,共八块,分刻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灵,中石顶部刻文“山鲁市东安汉里禺石”也,其四灵之象是迄今发现最早有关这四灵的原始之象。这些西汉的碑刻文字明显地反映出汉字书体从篆到隶的渐变过程,所有六块石刻文字都当是出自工匠之手,由此可推知西汉文化的社会普及程度之一斑。
在十八块东汉碑刻中,闻名于世的有“乙瑛碑”、“礼器碑”、“孔宙碑”、“史晨碑”等。“乙瑛碑”又名“孔庙置守百石卒史碑”,刻于东汉永兴元年(一五三年),内容记鲁相乙瑛请求为孔庙置百石座史,层层上报直至皇帝,碑文上刻有“制曰可”。此碑真实生动地表述了当时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细致,也说明早在公元一五三年,孔庙的官吏职务虽小,食禄微薄,但其任命之权却直属中央政府。该碑文的汉隶已臻完备,被历代书家评为“骨肉匀适,情文流畅”,实是汉碑中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乙瑛碑
“礼器碑”又称“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”,东汉永寿二年(一五六年)立,碑文赞颂鲁相韩敕造立孔庙礼器,修复孔子车舆,免除孔子母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差徭等功绩,后三行及碑阴、碑侧均刻捐款人姓名及钱数。“礼器碑”因其雍容华美,四面皆有刻字,曾被古人推为汉碑第一杰作。
“史晨碑”立于东汉建宁二年(一六九年),碑阴碑阳皆刻字,碑阳刻鲁相史晨、长史李廉请求鲁国孔庙“依社稷、出王家谷、春秋行礼”的奏文,称“史晨前碑”;碑阴记史晨祭庙的盛况及修治孔子遗迹的功绩,称“史晨后碑”,所以“史晨碑”又称“史晨前后碑”。该碑是研究孔庙沿革及祭祀规格演变的重要史料,碑文端正谨严,遒劲有力,多为爱好汉隶者临摹效法,是汉碑的代表之一。
此外,东汉碑刻中,还有石纹如竹叶的“竹叶碑”,以及“孔彪墓碑”、“熹平残碑”等,因其各具特色而闻名于世。
曲阜魏碑仅有四块,分别为“鲁孔子庙碑”、“贾使君碑”、“张猛龙碑”、“李促璇修孔子庙碑”。其中备受推崇的是“张猛龙碑”,向被世人誉为“魏碑第一”。该碑全称“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”,立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(五二二年),额刻正书魏体,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,碑阴为题名,古人评价其书“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”,碑文中的“冬温夏清”四字被认为是鉴别有关张猛龙碑古拓、今拓、原拓、翻拓的重要依据。据说有些古人拓碑,每拓一次之后就要把原碑上的某字去掉一点或留下某种印记,使后人之拓永远不能与前人之拓相雷同相媲美,更不用说伪造作假了,可见古人用心之良苦。“贾使君碑”刻于北魏神龟二年(五一九年),原立于兖州,宋绍圣三年,元至正二十二年两度湮而复出,一九五一年移入孔庙。正文记贾思伯兖州任内政绩,“使君”是官称。碑阴上刻宋温益题记,下刻元人题记,左侧有清兖州知府金一凤题记,又有翁方纲辨非三国魏题记。从这众多的题记不难看出历代对此碑的重视,不愧为北魏名碑之一。
曲阜的汉魏碑刻时间跨度达七百年,期间汉字书体的演变进程,从这些珍贵的历史碑刻中得到了充分而真切的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