始皇刻石之处凡六，《史记》书之甚明。于邹峄山则上云“立石”，下云“刻石颂秦德”。于泰山则上云“立石”，下云“刻所立石”。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“立石”，二十九年云“刻石”。于琅邪则云“立石，刻颂秦德”。于会稽则云“立石，刻颂秦德”。无不先言“立”，后言“刻”者，惟于碣石则云“刻碣石门”，门自是石，不须立也。古人作史，文字之密如此。使秦皇别立此石，秦史焉得不纪？使汉武有文刻石，汉史又安敢不录乎？
在顾炎武之前，有关无字碑的归属只有观点不见论说，自此才有了实际意义上的辩争。顾氏的论据主要有四：一是岳顶已有李斯所篆的秦碑（也就是秦的纪功刻石），不应再立无字碑；二是宋以前无人说无字碑是秦碑；三是《史记》记秦石有“刻”，汉石无“刻”之记，是为秦石有文而汉石无文；四是如果秦皇别立此石，或汉武立石刻文，理应有史记载。自此，无字碑为汉武所为的观点，一直占据着上风。
在二十世纪下半叶，有人对顾炎武的汉碑论提出了疑问，重申无字碑为秦始皇所立。质疑的立论依据，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：
其一，从无字碑的高度及形式特点看，属秦制。“从无字碑的高度看，与琅琊刻石相近。石上方有收分，此点也同于琅琊刻石”；“从形制看，碑身削四棱。刘跂记泰山刻石，也削去一棱，‘制曰可’三字，即刻在削棱后的平面上。二者作法相近”。
其二，无字碑的尺寸符合其“水德”的制度。认为无字碑的长短广狭数据合于秦尺的倍数，“可见泰山无字碑的形制符合‘数以六为纪’的制度”。
其三，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所说的“石阙”就是无字碑。“此石颇象阙，故其应即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中所说的始皇所立阙”。
此外，还出现一种观点：认为泰山无字碑既不是秦始皇所立，也不归属汉武帝，是东汉封禅祭祀的遗物。
这一论点首先以立碑的地点来确定碑的性质。无字碑立于岱顶，“和古代帝王封禅泰山似乎有一定的关系”。二是排除秦始皇、汉武帝有其碑的可能性。论据是：始皇所立石的形式没有时代较早的记载，刘跂所云“四五尺”，与董逌的“八九尺”都未必可信，如与时间相隔一二月所立琅琊立石（引用《山左金石志》材料石高丈五尺），“两石大小似乎不应如此悬殊”，因此刘、董“所见的始皇泰山立石，似乎已经不是原石的全部”；“汉武帝立石被毁的时代可能相当早，见到的人不多，所以对它的形制除了应劭所说的‘高二丈一尺’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记载”。既然秦始皇立石在宋代之时已经不是全石，与无字碑就没有了关系，汉武帝的立石也已早毁，无字碑也就不可能是汉武所立。三是以形制而论无字碑的特点与现存的东汉碑相近，碑身截角的做法，“在西汉至东汉初年的石刻里都见不到”。泰山无字碑制作精致且截角，“只可能在东汉，并且还未必在东汉的初年”。由此结论：泰山无字碑为东汉帝王举行封禅之类大典所留遗物。从到过泰山祭祀的几位帝王看，“泰山没字碑为东汉章帝或安帝所立的可能性，是比较大的。假使从碑的形制来看，尤其安帝的可能性更大于章帝”i。也就是说，泰山无字碑应为安帝所为。
有了秦始皇、汉武帝、东汉安帝三说的论点论据作参考，结合在讨论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，我们提出如下基本观点：
第一，泰山封禅的立石包括两个内容，一个是纪功刻石，一个是封石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以秦始皇封禅为例，在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“立石颂秦始皇帝德”，说的是纪功刻石；“明其得封”，说的是“封藏”之封，是以石为封，是为封石。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“立石，封，祠祀”，“立石”为封石，也即封藏之标志石。再说汉武帝封禅，《封禅书》中“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”，“上石”之石，应是纪功刻石，“上泰山，亦有封”，此封犹如始皇“封藏”之封，以石为封，此石也就是封石。封石是个标志物，故又有“纪号”之名。关于封禅之仪立石有二，马第伯在《封禅仪记》中就有表述：封禅“治石”二枚，“一纪号石，高丈二尺，广三尺，厚尺二寸，名曰立石。一枚，刻文字，纪功德”。《封禅仪记》又云“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，汉武在其北”，“立石”即封石；“阙”在封石的四面。“汉武帝在其北”，是“汉武帝立石及阙在其北”的省文，“立石”与“阙”是对应的。
第二，封石在封坛，而纪功刻石未必就在封坛。如唐玄宗的封坛在玉皇顶与日观峰之间的太平顶，而纪功刻石在北边的山崖上（现之大观峰，两者有着一定的距离）。宋真宗也是这样，封坛与纪功刻石不在一块。所以说，秦始皇、汉武帝的纪功刻石不一定会在封坛上，不应该一说刻石就到封坛上找。元好问《东游记略》云：“秦观有封禅坛，坛下有秦李斯碑”，“李斯碑”毫无疑问是纪功刻石，表明秦的刻石是在其封坛的下方。
第三，刻石的形制特点具有特殊性。形制往往是判断物体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，但就碑刻而言就有一定的局限性，特别是封禅刻石更具特殊性而非一般物件所能比。秦始皇是封禅的先行者，本来就没有章法可依，具体到刻石的形式是个未知数，是他首开先例。汉武帝是第一个继始皇而为之的帝王，也曾面临封禅有不知所措的无奈ii，在刻石的问题上对秦制有所借鉴是情理中的事。还有一点也应注意，形制的形成与变化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、稳定过程，仅凭一件标本很难谈形制所应具的普遍性意义，更何况封禅刻石又有一定的特殊性。如泰山岱庙现藏有一通明代的《金桥碑》，碑身断面大致呈方形，其高度与无字碑也接近，但两者风马牛不相及，仅从形制做作出判断不可取。还有秦始皇、汉武帝的“立石”，两者时间相距也就百余年，很难作出有价值的区别比较。因此说以碑石的形制来断定无字碑之年代（或秦，或汉），无多大意义。
第四，《史记》所云汉武帝“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”，所上之“石”，不可能是今之无字碑。在不少有关无字碑的记述中，有“石腻白而坚，非山所产”、“色黄白坚莹，无苔藓，非岳之所有”的说法。其实，无字碑即取自岱顶之石。《岱览》卷八说：“诸志谓石色坚莹非岱产，蒙摩挲久之，窃谓与巅石无异，意就当时石笋划劙而成，以表泰山，故屹屹不可震撼，古称石表者。”据实地考察，无字碑之石来自岱顶的丈人峰。丈人峰岩石高6~7米，在岩峰的一侧现仍有辟石之痕迹；再从其石质、花纹、颜色等看，两者也都是一致的。无字碑位于玉皇顶峰顶的南面，丈人峰在玉皇顶峰顶北面，两地相距190米左右，就地取材省去不少麻烦。测量所得，无字碑碑身高495厘米，碑宽上为112、下为124厘米，侧宽上为69、下宽为93厘米，碑身计有4.7立方米，此花岗岩的比重为2.8左右，以此计算无字碑碑身重约13.26吨。如此之重的庞然大物，依当时的运输手段显然是无法从山下“上石”至泰山之巅的。况且汉武帝是三月令人上石，四月即封泰山，从时间上说也为运输增加了难度。
有了以上几点认识，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泰山无字碑的秦始皇说、西汉武帝说、东汉安帝说。
先说东汉安帝说。此说三个基本理由中的第一点是说无字碑的性质，与争论无涉。第二点是在排除秦始皇、汉武帝的可能性，其论据是秦始皇所立石在宋代已不完整，汉武帝所立石被毁的年代也相当早，由此说明秦始皇、汉武帝与无字碑没有关系是不合情理的。论据的瑕疵在于：一是以刘跂所云“四五尺”与董逌所云的“八九尺”之差异，定论秦刻石已残缺是一个误判，刘与董所言的尺寸差距是因“累石固其趾”造成前后高度不一的结果，与残损无关；二是汉武帝的刻石只因缺乏记载而被认为是早毁也有失公允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是“残损”成立，也不影响秦始皇汉武帝所立的可能性，因为纪号石与纪功石是两回事，立石有二，是秦汉封禅的惯例。第三点落脚在碑的形制上也缺范例。我们现看到的东汉碑无论是泰山岱庙的汉碑还是孔庙、济宁的汉碑，不见无字碑这种断面呈近似方形的碑体。而其列举的麅孝禹刻石，高不过才1.45米，与无字碑相差太远，况其他方面也多有差距。仅从无字碑打磨“光滑”这一特点，不能足以说明是东汉之物。还有，安帝、章帝来泰山实施的是巡狩之礼，所作所为在《后汉书》有记，不曾言立石、刻石之事。巡狩与封禅在“受命于天”的性质上是相同的，但表现在祭祀形式上两者是截然有别的，立石、刻石为封禅所特有。因此，无字碑不可能是东汉安帝所立。
再看汉武帝说。此说一上来就断定岳顶既已有李斯所篆的秦碑（也就是秦的纪功刻石），“不当又立此大碑”，似嫌武断。如上文所分析过的，封禅立石有“纪号”、“纪功”两石是无可争议的，以有一石而否定另一石的存在实属想当然。其次说宋以前没有人说无字碑是秦碑，但也没人说无字碑是汉代的，反而从明代开始起都说是秦始皇所立，故而此据令人生疑。其三，说《史记》记秦石有“刻”而汉石无“刻”，是为秦石有文而汉石无文，这也是秦始皇说与汉武帝说双方反复争辩，“咬文嚼字”的一个焦点。其实如前文所论，封禅之石刻与不刻是相对而言，如纪功刻石已经刻文字，不必再言“刻”，只有“立”；而如果是封石，那是一个标志石，也就没有“刻”这个环节，只有“立石”。其四，说如秦皇别立此石，或汉武立石刻文，理应有史记载。这又回归到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，“立石”与“刻文”是两个概念，如果将两者混淆了，在《史记》中也就找不到本来意义的“立石”与“刻石”了。
最后看秦始皇说。此说主要是以无字碑的形制说事，形成它最大的优势。一是从大的方面说无字碑的形式属于秦制，比对的对象是琅琊刻石，这种比较缺少共性。上面我们曾分析，碑刻形制有其特殊性，相互间发生模仿是在所难免的事，况且秦汉时期是碑刻发展的早期阶段，各个方面都还不成熟，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封禅时间相距百年，故以此判彼意义不大，何况碑刻形制的形成还有它的局限性，无字碑或秦或汉在形制上不会有迥然的变化。二是由形制（具体的尺寸）延伸到秦以水为德，有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，即便如此也不能确定无字碑的归属。因为在汉初之时也曾以为汉是承水德之运，因此也无法排除汉武帝以水德之数来营造的可能性。况且，说“数以六为纪”的制度用在了无字碑上也是勉强的，无字碑从整体上看是规整的，但具体到每个面，每个角都不甚规则，其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很难把握（已见发表的数据尺寸几乎都存在差异），仅从最重要的尺寸——无字碑的高度来说，是加之碑盖的通高，还是碑身之高？况且还有碑身嵌入地下岩石的尺寸不明，因此其高度的确定就存在人为的随意性。
此说，还提出了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中的“石阙”就是无字碑，也有失本意。《封禅仪记》的“立石”与“阙”，不是一回事，如果说无字碑是“阙”，那就与“立石”无缘，两者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。《封禅仪记》云“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，汉武在其北”，所言“立石”是纪号封石（其前文有言“一纪号石……名曰立石”），也就是说，在封坛上有不但有“立石”，而且有“阙”。 《封禅仪记》又云：“台上有坛，方一丈二尺所，上有方石，四维有距石，四面有阙。”“方石”即“立石”，表明在其周围还有“距石”及“阙”分别分布在“四维”与“四面”各个方向。四维（西北、西南、东南、东北方向）有距石；四面（西、南、东、北）有阙，“立石”与“阙”不可等同，前者是主角。
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安帝三种说法就观点而论，无字碑为东汉安帝所立可以排除在外。其他两说，如仅从立论到论据来看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不过没有脱离《史记》、《封禅仪记》等文献所记，以及岱顶现存遗迹的大致范围，符合秦皇汉武封禅立石的基本条件。可以肯定：无字碑是秦始皇或汉武帝封禅泰山时的遗物。那无字碑是秦，是汉？我们在马第伯的《封禅仪记》中可找到答案，只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人们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。
马第伯说：在东汉光武帝的“封所”可以看到南、北两个封坛，“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，汉武在其北”。对这一记述人们肯定不只一次审读过，但却没有与泰山极顶的实际地形地貌结合起来。以马氏所说，在光武帝封坛的南面是秦始皇的立石与阙，在北面是汉武帝的立石与阙，汉光武帝的封坛位于两者的中间。如果对这种说法无疑义，那么无字碑肯定是汉武所为，因为受极顶——玉皇顶的地形所限，如果无字碑是秦始皇的遗物，在其北的东汉“封祀所”，还有再北的汉武封坛，就都没有了着落，因为无字碑距玉皇极顶石的距离很近，在极顶石之南无法容纳下光武帝与汉武帝的两个封坛。是否东汉、西汉的两个封坛在极顶石以北（或悬崖下），也可排除这种可能，因为“祭天于南，就阳位”，所以祭坛不会在其北（阴位）。而东汉元和二年（85年）章帝东巡，“上至泰山，修光武山南坛兆”，直接表明汉光帝的封坛在山南之位。因此，受地理形势的制约及礼制规范要求，无字碑只能是汉武帝的“立石”。在此还需补充说明的是，无字碑现有的“碑帽”，应是后人“张冠李戴”的结果。正是有了这种形式的“碑帽”，无字碑“颇像阙”了。
在此再对无字碑的名号作一梳理。无字碑是因其无字而得名，而就其性质而言是“封藏”之石，也是封的标志，故云“纪号石”。明末清初的谈迁在《谈氏笔乘·太山》称：“太山上秦始皇立无字碑，或曰碑函、或曰镇石，或曰表望，或曰待刻。”碑函，是封函之碑（下有石函之说）；镇石，可谓高大威然而镇；表望，谓标志以示；待刻，当为无字之义。又有石表、石阙之称，或因形、或谓意各有说辞。但如依无字碑的性质，名其曰“汉武纪号石”、“汉武封石”为宜。
说汉武纪号石，不能遗漏汉武帝的纪功刻石。纪功石自然是有文之石，但其文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无载，幸而泰山太守应劭的《风俗通义》有记：“事天以礼，立身以义，事父以孝，成民以仁。四海之内，莫不为郡县。四夷八蛮，咸来贡职。与天无极，人民蕃息，天禄永得。”古有“前汉无碑”之说，宋代陈槱《负暄野录》卷上有文云：
《集古录》并《金石录》所载，自秦碑后，凡称汉碑者悉是后汉，其前汉二百年中并无名碑，但有金石刻铭识数处耳。余尝闻之尤梁溪先生袤云：‘西汉碑自昔好古者回尝旁采博访，要亦非真。非一代不立碑刻，闻是新莽恶称汉德，凡所在有石刻，皆令仆而磨之，仍严其禁，不容略留，至于秦碑，乃更加营护，遂得不毁，故至今尚有存者。
西汉之所以无碑，是因王莽“恶称汉德”、“皆令仆而磨之”的结果。据《后汉书·张纯传》云：“帝乃东巡岱宗，纯从，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。”可见汉武帝纪功刻石在东汉刘秀封禅之时刻石已经缺失，仅见张纯所献的“刻石文”。汉武帝刻石，有可能就是在王莽的禁令中被毁。
综上所述，无字碑是汉武帝封禅的封坛封石，是泰山封禅的标志之石，也就是即所谓的“纪号碑”。它与“纪功”刻石是两回事，是没有什么文字的。汉武帝之举，或曰傲气，自以为功德盖世不可用语言述之；或曰谦卑，功过要留后人评说；或曰无字碑为几何体“四方无际”（四方无记）之谜底，寓其疆土四方无界，均将汉武帝封禅的“纪号”石与“纪功”石混淆，是为臆说。把无字碑说成是《封禅仪记》中所说“阙”，也有失本相，“立石”与“阙”，在封禅仪注中扮有不同的角色。（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：刘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