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州博物馆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，为光绪仿宣德款民窑瓷器，器体摹写钟鼎铭文及其考释，气韵淳古，颇得金石雅趣。这件瓷器是常州画家李克嘉先生旧藏，1985年为常州博物馆征集所得。李克嘉先在20世纪20年代负笈南京美术专门学校，师从著名画家萧俊贤先生，尤擅工笔写意，书法篆隶也见功力，民国时期与马万里、房虎卿等画家一度齐名。

钟鼎款识青花盖缸通高18.5厘米，口径19.5厘米，底径13厘米，通体施釉，釉面清亮萤白，青料发色清新淡雅，深腹下敛，母子口，器盖呈盔形，上有环形抓钮。耿宝昌所撰《明清瓷器鉴定》，将盖缸列为晚清瓷器主要器型之一。器身和器盖各摹写钟鼎铭文及其考释五则，器底青花双圈内楷书“宣德年制”伪托款。环形抓钮内绘有团花图案，外侧书“仿薛氏鼎钟文字”、“试仿薛氏铜肙□徒洸”，前后两段文字字体稍异，前者所谓“薛氏鼎钟文字”，当是薛尚功所著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，后者所指尚待考识。

薛尚功，南宋金石学者，字用敏，钱塘人（今浙江杭州）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所撰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成书于宋高宗绍兴十四年（1144），将钟鼎彝器及少量石鼓、石磬上的款识依样摹写，既有释文，又有考释。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是宋代金石学著述中辑录青铜器铭文最为宏丰的一部，虽不录器形，但编次清晰、考据精允，使之成为中国金石学的重要著作之一。当然，由于身处金石学初创时期，考释臆测和鉴别不精之处，在所难免。

翻检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可知，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器身摹写铭文分别为田季加匜、叔旦敦、亦鬲、帛女鬲和梁山铜鋗，器盖摹写铭文分别为王伯鼎、刘公簠、伊彝、宝卣和轵家甑，所涉青铜器包括商周与汉代。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有石刻拓本和木刻拓本两种传世，石刻拓本仅存少量残页，木刻拓本以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刻本最佳，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于省吾先生博采众本之长形成汇刻本。将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汇刻本与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对照参佐，钟鼎款识青花盖缸所摹写铭文，字形大抵忠于原书，但也存在少量字形变异之处，有些考释因篇幅过长而略加减省，且少量字句稍有不同，这些字形和字句上的差异应是源于版本之别。

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的图像传统与图式旨趣，需要从金石学与博古纹的互动中寻找因由。有宋一代，自上而下的文化复古潮流中，对上古彝器的鉴赏与仿制是重要表征。金石学作为专门之学也发端于宋，欧阳修所撰《集古录跋尾》是金石学著录之始，此后吕大临、薛尚功、赵明诚和洪适等学人各有著述。元明两朝，金石学总体衰颓，但伴随明代收藏之风的兴起，明代中后期流行以古物彝器为主要内容的博古绘画。博古绘画大致可分为两种，一种描绘文人鉴赏古物的风雅场景，另一种描绘错落摆放的各类古物。以博古绘画为粉本移植于瓷器，从而形成了博古纹这一瓷器装饰主题。

清代金石学发展迅猛，犹如奇峰突起，成为一时显学。尤其是晚清时期，金石学臻于鼎盛，研究范围大大拓展，除了种鼎彝器和碑版摩崖，举凡钱币、墓志、造像和瓦当等，无不成为金石学家蒐集考据的对象。古物鉴藏活动是晚清文人金石研究之余的雅好，流风所及从朝廷命臣到地方乡绅，乃至寻常百姓家。瓷器上的博古纹则显现出两种不同的取向：一种是世俗化，博古纹的含义被加以引申，凡彝器、玉件、书画、文房四宝、天文仪器等皆可；另一种则迎合文人的审美好恶，仍以三代彝器为主，并常常在器旁摹写吉金铭文，竭力追慕古风。前者为博古纹的发展主流，后者也并不鲜见。常州博物馆所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，直接摹写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的内容，以之为饰，则属罕见。在金石学者眼中，“金石以款识为重，此古今通例”。 钟鼎款识青花盖缸的所有者多半笃嗜古器鉴藏与铭文研究，甚至可能是某位金石学人精细设计、刻意定制的清供雅物，用以堂斋陈设，案牍之余，增添古意。

常州博物馆藏钟鼎款识青花盖缸，纹饰特殊，独具匠心，透过这件器物可以管窥晚清时期复古艺术。古代彝器和上古遗文，犹如吉光片羽，既是证经补史的凭借，也是艺术创作的载体，更象征着对传统的推崇，当时的学者文人多以研究古物为能事、雅事，并将这种喜爱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诸般器物表现出来。钟鼎款识青花盖缸对宋代金石学的遗产进行艺术再创造，融合古调与新风。

（《中国文物报》2017年3月7日8版）